花边文学,大雪纷飞
分类:文学小说

仲度 反对大众语文的人,对主张者得意地命令道:“拿出货色来看!”一面也真有这样的老实人,毫不问他是诚意,还是寻开心,立刻拚命的来做标本。 由读书人来提倡大众语,当然比提倡白话困难。因为提倡白话时,好好坏坏,用的总算是白话,现在提倡大众语的文章却大抵不是大众语。但是,反对者是没有发命令的权利的。虽是一个残废人,倘在主张健康运动,他绝对没有错;如果提倡缠足,则即使是天足的壮健的女性,她还是在有意的或无意的害人。美国的水果大王,只为改良一种水果,尚且要费十来年的工夫,何况是问题大得多多的大众语。倘若就用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那么,反对者该是赞成文言或白话的了,文言有几千年的历史,白话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他也拿出他的“货色”来给大家看看罢。 但是,我们也不妨自己来试验,在《动向》上,就已经有过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先生看了之后,却以为还是非土话所写的句子来得清楚。其实,只要下一番工夫,是无论用什么土话写,都可以懂得的。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那里的土话,和苏州很不同,但一部《海上花列传》,却教我“足不出户”的懂了苏白。先是不懂,硬着头皮看下去,参照记事,比较对话,后来就都懂了。自然,很困难。这困难的根,我以为就在汉字。每一个方块汉字,是都有它的意义的,现在用它来照样的写土话,有些是仍用本义的,有些却不过借音,于是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得分析它那几个是用义,那几个是借音,惯了不打紧,开手却非常吃力了。 例如胡绳先生所举的例子,说“回到窝里向罢”也许会当作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的清楚。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汉字的“窝”字,实际上,恐怕是不该这么写法的。我们那里的乡下人,也叫“家里”作Uwao-li,读书人去抄,也极容易写成“窝里”的,但我想,这Uwao其实是“屋下”两音的拼合,而又讹了一点,决不能用“窝”字随便来替代,如果只记下没有别的意义的音,就什么误解也不会有了。 大众语文的音数比文言和白话繁,如果还是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 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也还是从读书人首先试验起,先绍介过字母,拼法,然后写文章。开手是,像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得远了。至于改作横行,那是当然的事。 这就是现在马上来实验,我以为也并不难。 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八月二十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拿出货色来看!”是当时一些反对大众语的人所说的话。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报》本埠增刊《谈言》发表的垢佛《文言和白话论战宣言》一文中说:“可否请几位提倡‘大众语’的作家,发表几篇‘大众语’的标准作品,使记者和读者,大家来欣赏欣赏,研究研究。” 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指《中华日报·动向》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所载何连的《狭路相逢》,十六、十九日载高而的《一封上海话的信》和《吃官司格人个日记》等三篇文章。胡绳江苏苏州人,哲学家。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发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自然,何连高而二先生都是用汉字来写出土音的。然而单音的方块头汉字要拼出复杂的方言来,实是不可能的。我曾看见过一本苏州土语的圣经,读起来实在比读白话更难,因为单照字面的读音,你一定还得加一点推测工夫才能懂得。”《海上花列传》长篇小说,题云间花也怜侬著。是一部叙述上海妓女生活的作品,书中叙事用语体文,对话用苏州方言。按花也怜侬是韩邦庆(1856—1894)的笔名;韩字子云,江苏松江人。胡绳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并且倘然一个人已经懂得这些汉字了,老实说他更必须读这种用汉字写出的土话文。譬如:‘回到窝里向罢,车浪向,又一点力气都没……’这一句话,让一个识字的工人看麻烦实在不小。他也许真会当作这人是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实际上,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身上,又一点力气都没’来得清楚明白了。”

张沛 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有时会用一枝粉笔去搪对手的脸,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 章士钊先生现在是在保障民权了,段政府时代,他还曾经保障文言。他造过一个实例,说倘将“二桃杀三士”用白话写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多么的不行。这回李焰生先生反对大众语文,也赞成“静珍君之所举,‘大雪纷飞’,总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来得简要而有神韵,酌量采用,是不能与提倡文言文相提并论”的。 我也赞成必不得已的时候,大众语文可以采用文言,白话,甚至于外国话,而且在事实上,现在也已经在采用。但是,两位先生代译的例子,却是很不对劲的。那时的“士”,并非一定是“读书人”,早经有人指出了;这回的“大雪纷飞”里,也没有“一片一片”的意思,这不过特地弄得累坠,掉着要大众语丢脸的枪花。 白话并非文言的直译,大众语也并非文言或白话的直译。在江浙,倘要说出“大雪纷飞”的意思来,是并不用“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的,大抵用“凶”,“猛”或“厉害”,来形容这下雪的样子。倘要“对证古本”,则《水浒传》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一个人从学校跳到社会的上层,思想和言语,都一步一步的和大众离开,那当然是“势所不免”的事。不过他倘不是从小就是公子哥儿,曾经多少和“下等人”有些相关,那么,回心一想,一定可以记得他们有许多赛过文言文或白话文的好话。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之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笑。大众虽然智识没有读书人的高,但他们对于胡说的人们,却有一个谥法:绣花枕头。这意义,也许只有乡下人能懂的了,因为穷人塞在枕头里面的,不是鸭绒:是稻草。 八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华日报·动向》。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任北洋军阀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一九三一年起,他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曾为陈独秀、彭述之等案担任辩护。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申报》刊载他的《国民党与国家》一文,谈及保障“民权”问题。关于“二桃杀三士”,见他的《评新文化运动》(原载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新闻报》,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北京《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曾重载)一文:“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按“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出自《晏子春秋》,这里“士”应作武士讲,章士钊误解为读书人。鲁迅曾先后发表《“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载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北京《晨报副刊》)、《再来一次》(载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两篇文章,指出他的错误。 李焰生当时反动刊物《新垒》月刊的主编。他提出所谓“国民语”以反对大众语,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发表于《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的《由大众语文文学到国民语文文学》一文。他所说的静珍的文章,指《新垒》第四卷第一期刊载的《文言白话及其繁简》一文,其中说:“文言文往往只有几个字而包涵很多意思,……譬如文言文的‘大雪纷飞’,这已经简化到一种成语了,见到这四个字马上会起一种严寒中凛然的感觉,而译作白话文‘大雪纷纷的下着’,那一种严寒中凛然的感觉无形中就淡漠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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